简述清末留学教育的勃兴 洋务运动派遣的留学生与清末新政派遣的留学生的详细情况

问题描述 简述清末留学教育的勃兴

推荐答案

        清末留学教育的勃兴，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投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愿意走出去，与世界接轨并汲取外来的文化与知识。

      

其他回答

洋务运动派遣的留学生与清末新政派遣的留学生的详细情况

　 1.洋务运动派遣的留学生详细情况：

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的作用 详务派派遗留学生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洋务事业的人才，从而巩固清朝的封 建统治，但其结果却发展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这是洋务派官员们始料所不及的。 洋务运动期间，派遗留学生出国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 首先为中国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实业人才。

留学生除了学习军政外，不少是学习机械、造船、铁路、采 矿、邮电、农业、医学专业的，从而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实业人才。例如，魏瀚、 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六位留学生回国后，成了当时东亚最 大的船厂——福州船政局“必不可少之员” ，他们绘画式、制轮机、定船身、造 器械，各有专精之艺而分工集事。在洋员离厂后，这些归国留学生从独立自制七 百五十匹马力的兵抡开始，继而制造大至二干五百匹或更大马力的兵轮。

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迸纽海文中学，而后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

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1881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共撤回94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26名），其中头批21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23名，其余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氏帮助下又到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俱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1900年梁启超游美国至哈佛时，谈起20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为欷歔久之”。

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1877年，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材，“如出洋学生年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

因此，幼重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邝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总计120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12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20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44人，外交官和翻译官16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20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作用。因此，有人说“诸生卒业回华果然轶群者鲜”，是较公允之说，但如说“不过备翻译之选而已”，是不符合事实的过分贬低之说。

2.清末新政派遣的留学生详细情况：

1909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同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以奕匡力、李鸿章(李死后,由袁世凯补任)、荣禄为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为参赞,主持“新政”机关的事务。“新政”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等。为适应“新政”的需要,清政府开始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这一时期派遣国主要是日本,同时也向欧洲派遣一定数量的留学生。

在新政时期，清廷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派遣的留学生中，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280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8000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戴红顶，做大官”，做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可是，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民主”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镇压。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留学生在国外，控制起来毕竟不如在国内方便)，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成了后来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60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期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 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干的正是推翻大清王朝的伟大事业。

张之洞与晚清留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张之洞是促成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的一位重要的大员，按张之洞的理解，留日学生对他这位老前辈心存感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官员的心态是：希望“学”成为“官”的传声筒和应声虫，成为没有头脑、不会独立思考、只会喊“喳”和“万岁”的奴才。可是，晚清的留日学生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人格尊严比什么都重要。高贵的头颅和独立的思考是“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学者便不再是学者，只能是奴才！奴才靠跪拜“主子”而获得赏赐，而学者靠独立的思考和丰厚的学养赢得人们的尊重。这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清廷希望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出有着高超本领的忠臣孝子，可实际上，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绝大部分成了清廷的贰臣逆子。

简答题,简要叙述清末的四次留学

自晚清起，中国人出国留学就渐成潮流。百多年来，这股潮流虽有被阻遏的时段，但从未消歇，并且在改革开放之后，变得更加壮阔。而且，留学潮影响极为深远，可以说它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喜所先生主编的《中国留学通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梳理国人留学史的专著，出版后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日前就该书采访了李喜所先生。

读书报：请问当初您是怎么想到编写这部《中国留学通史》的？

李喜所：我钟情留学史研究已经30多年了。“文革”后期，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先生委托苑书义教授组织华北一些大学的老师，编写中国近代史教材，我有幸参加。那时这方面的研究还几乎是空白。教材写完后，我“爱上”了留学史。此时恰逢改革开放，留学潮风生水起，更激发了我研究留学史的热情。我在数年间写出了十几篇论文，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1987年后，又陆续出版了《近代中国的留学生》、《容闳传》、《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留学旧踪》等书。同时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也争做留学史的论文，前后有20多篇。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以及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大学的合作项目，都集中在留学方面。不少学界朋友建议我集中精力编写有规模、有水平的《留学通史》，我自己也早有此念。2003年，有出版社表示兴趣，我便带领团队全力投入了该书的编写。细细想来，我与这部书纠结的心路历程是：因“情”成“结”；因“结”成“命”，即融为生命的一部分。情结与使命的长期累积，必然在偶然中了结。

读书报：与同类书相比，《中国留学通史》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李喜所：中国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出国留学，迟至洋务运动时期才出现，至今也不过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海内外关于留学史的著作也不过50多种，而且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而厚重的通史。用近300万字的篇幅，较完整地评述中国的留学进程，本书是第一部。和其它著作相比，本书具有通、细、新三个明显的特点。所谓“通”，就是系统全面。本书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大卷，一直叙述到今天。特别是新中国卷，为首创。每卷后附大事记，浓缩留学的总体变迁。所谓“细”，就是深入解析，于细节处升华大精神。例如，对“留学”一词的由来，书中有详细的考究。早期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也都做了实事求是地评论，许多留学名人书中皆有血肉丰满的叙述。当代留学生在国外酸甜苦辣的留学生活，在书中也可窥见一二。所谓“新”，就是采用新资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本书使用的基本是经过考订的原始的中外史料，并合理吸收了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则将宏观叙事和微观深入有机结合。这种尝试成功与否，还待方家评说。至于新观点，几乎每章、每节都有，此不赘述。本书最突出也是贯穿全书的应该是以留学文化考察留学史。以往的留学史研究，包括我过去的一些论著，基本从教育史或者文化交流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本书的谋篇布局，则力图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文化人。

读书报：国内留学史研究现状如何？这方面现有的比较权威的著作有哪些？

李喜所：关于研究现状，我在本书的“全书导言”中有详细评述，这里简略勾画一下。“文革”前研究留学的人很少，偶尔涉及也以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留学研究逐步走热，20世纪80年代是起步阶段；90年代是升温时期；21世纪至今是走热阶段，有变为显学的趋向。而且从事各种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在探讨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实际工作部门也从引进人才、孵化留学产业等不同角度研讨留学史和留学现状。但集中精力完整系统地探讨留学史的相对较少。目前较为公认的除南开的留学史研究团队外，还有徐州师大周棉教授的留学研究中心，广东珠海的留学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欧美同学会的研究群体。

就通论留学史的著作看，学界比较看好的著作有我的《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周棉的《中国留学生大辞典》；台湾林子勋的《中国留学教育史》、王焕琛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到目前为止，惟有我们这部通史“通”到了今天。

读书报：留学史研究的意义何在？在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研究走向？

李喜所：留学史研究的意义取决于其与国家、社会、家庭以及学术的联系程度。国家之命运系于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晚清、民国和新中国，留学生是高级人才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更与吸引留学人才紧密相连。作为新中国强大的一个重要标志的两弹一星，核心力量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归国留学生；我们的院士，90%有留学经历。围绕留学生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软环境的改革和建设，深化和推进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和社会的现代转型，尤其是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通过留学史的研究，不仅可以汲取历史的营养和智慧，保证留学事业科学、有序的发展，而且能够拓宽史学的研究领域，促使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人才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流与融合。

受强烈的现实感的制约，留学史的研究可能会引起更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研究人数会增多，参与的学科会扩展。而随着整体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水平的提升和成果的丰硕，留学史将向细化、多元和综合的方向演进。细化即是深化，细节常常体认历史的真实和深度。而且，研究的范围会因留学生涵盖人、知识、文化、社会、世界等许多重要方面，将进一步引起多学科、多侧面的多元研究。留学史内容的深厚与广阔，决定了研究的多元走向。须在多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综合和形而上的升华，同时也必然有大学者在这方面写出高水平的传世之作。

读书报：一般人总觉得民国时期那些留学的人是有真本事的，回国后有一番大作为者比例很高，而且似乎更加爱国；现在的留学生好像水平差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小了，出去就是为了不回来。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喜所：从表象上看是这样的，实际却并非如此。和今天的留学生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一是人数少，精英较多。整个民国时期，留学生也不过5万，而教育部2010年统计的留学人数是80多万，实际还要多。近百万的留学大军，难免鱼龙混杂。但不可否认，留学队伍中还是云集了众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二是民国留学生公费为主，挑选严格。今天的留学生则自费远远超过公费，而且渠道很多。但是，主流绝对是好的。国家公费留学的考试还是相当严格的，完全可以保证质量。三是民国是乱世。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民国的一些留学精英在“乱世”博弈，容易变成英雄俊杰。另外，当前的留学生大多活跃在不大吸引大众眼球的科技、经济、教育领域，知名度有限。于是就引来一个错觉，今天的留学生无法和民国时期同日而语了。至于出国留学生回国的少了，爱国心也不如从前了，则需用与时俱进的新眼光和新思维来重新考量。的确，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基本都学完回国，如今则多数不归，尤其是留学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最简单、带根本性的原因是，留学生的价值追求发生了新变化。民国年间，留学就是为了学知识、长本领，回国工作，很少有人想到在国外发展的。如今，人们留学的目的已经逐步转变为在增长知识、才干的基础上，寻求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在他们心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很多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后，觉得国外最适合他们学习、工作、生活，就暂时留在了国外。这种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状况的迅速好转，又有越来越多的留学者感到回国更有利于自我的发展，纷纷回国。诚然，回国工作是一种爱国，但在海外发展也绝不能讲就不爱国。在“地球村”时代，只要想为国效力，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实现。我们应该与时俱进，超越以回国与否来划分是否爱国的单线思维，将爱世界、爱人类与爱祖国融为一体，在追求大爱中振兴中华。

1870年（同治九年），根据容闳的建议，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选派学童去美国留学。经过短期筹备，从1872年到1875年（光绪元年），每年派遣三十名学童（年龄规定为十二岁至十六岁，个别年仅十岁），四年共派出一百二十名。计划学习十五年，由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到1881年，在守旧派官僚“适异忘本”﹑“治其恶习”的攻击下，清政府决定裁撤留美，下令留美学生全部撤回。除病故和“告长假不归”者外，归国留美学生九十四人，只有詹天佑等二人完成学业，获得学士学位。

派遣学生留美后不久，洋务派又向欧洲派遣留学生。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奏准选派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学习造船﹑驾驶。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后四次派出留英学生三十四名﹑留法学生四十九名（其中九名艺徒）﹑留德学生两名，共八十五名。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造船工业﹑海军建设等方面的重要骨干，著名人物有严复﹑刘步蟾﹑林泰曾﹑叶祖珪﹑萨镇冰﹑魏瀚﹑刘冠雄等。

此外，19世纪末年，清政府还派遣了少量的“使馆学生”。1890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准驻英法俄德美五国公使每届任期内可常留学生两名，共十名。1895年，又奏准派赴英法俄德留学生各四名，共十六名，留学费用也由使馆拨给。

本文 新鼎系統网 原创，转载保留链接！网址：https://acs-product.com/post/1408.html